【置顶标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新教育主题歌】——
教育有它独特的功能，教育能够培植人性、安顿人心、奠定社会基本的秩序。教育也是专业领域，如果它不再有专业的门槛、专业的权威，而成为一个各种力量均可博弈的场域，听任各种舆论、意见、冲突的民意，只会把教育内部的逻辑搞乱。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内卷”（即过度或者不当的竞争）的出现，教育的筛选功能与培养功能完全脱节，有筛选无培养，或者说围绕筛选而进行训练，这就把教育内在的育人逻辑侵蚀了。
“教育内卷”之下，教育本身已经被扭曲成了各方利益博弈的赌场，赌资是孩子的成绩和成就，其后是家庭的投入、经营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源。
人各安其位，相对的强者能够来庇护弱者，而不是一部分人在高位上赢得一切竞争，另外一部分人则在陪跑中不断体验挫败。——刘云杉
解决“内卷化”需要一场学习的革命。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知识、教育和学习，重新理解学校、家庭、社区，从而在面向未来学习化社会中构建新的关系，去创造和演绎新的未来。
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培养一个书呆子，只要一个房间、一所学校就够了。
人类的良知和智慧，人类的道德心，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化的学习，来自于生活，而不是来自学科知识。
学习在窗外、他人既老师，世界是教材。——杨东平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播下种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开。——陈东强
如何解放大脑，学到极致？——《深度学习》：彻底解决你的知识焦虑
——“教育内卷”，把教育内在的
育人逻辑“侵蚀”了
作者｜刘云杉｜北大教授
来源｜刀说话
以下内容基于澎湃新闻对刘云杉的专访，原题为《专访｜北大教授刘云杉：教育不应异化为逆袭的杠杆》，虽然在当时“教育内卷”的说法还未浮出水面，但实际上刘教授所谈到的教育中的过度竞争现象已经呼应了今时今日我们对“教育内卷”的关切。
在我那一代人（指七零后）的成长故事中，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一个比父母更好的未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更年轻一代要超过父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当下中产阶层焦虑就是在这里，需要防止后代的跌落，害怕被甩出去。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有一个很精准的比喻，在他的故乡俄亥俄州，1959年的那一代人就好像踏上自动上升的扶梯，站上去就能自动往上升；但是半个世纪过去，当他们的孩子踏上扶梯时，它却戛然而止了。现在的中国和198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但也不是“固化”，如果真的固化的话，今天的家长这么努力“推娃”反倒是没有道理的。大家依然愿意投资教育，是因为大家认为还是有希望凭借此来改变后代的命运。之前大家都在自动上升的扶梯上，但这种上升的状态不可能总在持续，我们的下一代会面临更复杂的问题，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底层在教育中有实现平等的诉求，中产阶层则要投资与经营，防止地位下滑，而精英群体则要严格地维持自身的地位。这些诉求都在教育场域之中展开博弈。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内卷”（即过度或者不当的竞争）的出现，教育的筛选功能与培养功能完全脱节，有筛选无培养，或者说围绕筛选而进行训练，这就把教育内在的育人逻辑侵蚀了。“教育内卷”之下，教育本身已经被扭曲成了各方利益博弈的赌场，赌资是孩子的成绩和成就，其后是家庭的投入、经营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源。中国今天已经嵌套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框架之中，中国精英阶层的子弟同样也希望到投行、律所和咨询公司就职，这一群大学生很清楚地规划好了自己未来的每个步骤：
如果他们的就业目标是香港投行，就要规划暑期拿到什么样的实习机会，本科毕业时直接入职顶尖机构。另外，顶尖专业职位的招人标准、常春藤大学的招生标准同样在强势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无论是爬藤的“西城家长”、鄙视链条上端的“顺义母亲”，当然还有设立在中国的海外留学机构，他们传递的都是这样的标准和视野。
同时，这种选拔标准也会影响中国高校的选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家对于“英才”的绩能的预期。美国式精英往往分不同的场域，比如经济精英、学术精英、政治精英……这些场域彼此区隔，有不同的实践逻辑，因此他们有不同的成长路径和选拔规则。但相较而言，中国目前的各个场域发育还有待更充分，仍有一家独大和赢家通吃的危险。此外，在具体的选拔层面，美国的客观化考试权重比较低，越精英的学校越重视招生官的主观判断，譬如，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筛选的是人格资本（personal capital），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譬如进取心、好奇心勇气、持久力等性格特征。
而在中国，还是客观性考试占绝对主导，无论是高考改革的谨慎放缓，还是自主招生的小心刹车，都是在重申考试的客观性。这样看来，我们会觉得教育有一些功利，但现代社会通过教育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教育的筛选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岗位分工、社会地位分层的代理机制，因此，一定的竞争和功利是正常的。但我必须强调教育的有限性，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如同月亮从属于太阳一样，是社会结构决定了教育制度，教育很难去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所以也不应该被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阶层逆袭的杠杆。换言之，教育解决不了社会结构问题。教育的终端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那么作为成功者的竞争力从哪儿获得呢？不加区分的平等和减负并不能直接培养孩子的学习主动性，学校减负与课程改革之后，仍然要面对竞争性极强的选拔性考试，那么核心的教学究竟在哪儿发生？在哪儿习得？（难道由学生自主探索获得，由孩子率性成长、自然生出吗？） 核心的教学最后还是会转嫁给校外辅导和家庭。也就是说，减负一面拴住了公立教育的手脚，另一方面则壮大了校外教育市场，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嵌套在一起，学校教育降格为学习资源的供给方，不再负责学生德智体美的整全发展，不再是一个家长把学生交给它就可以放心的专业机构。市民和家庭开始成为教育的主角，“家长群”变得越发重要。学校教育仅仅缩小成一个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在精英家庭的父母眼中，孩子是需要精心培育、妥善照顾得以成功的“项目”。他们积极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直接与学校行政人员交涉，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成绩、更优秀的老师、进入学业发展的快车道。在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家庭都全面参与其中。学者杨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概念：“母职经纪人”，即母亲需要有效地把学校的资源、校外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孩子学习、成长的经纪人，成为在充足的课程、项目超市中精明的CEO。与中产阶层教育孩子的焦虑一体两面的是家庭关系淡漠缺失的农民工家庭，比如留守儿童他们生活在各种经验的碎片化以及关系的缺失中，有很强的不安全感，渴求关爱和陪伴等情感上的支持。工作的强度、竞争的压力吞噬了城市和乡村的父母，所以现在既有“母亲经纪人”，也有大量完全忽略孩子的“失职”父母。 2020年8月29日，南京玄武门的一大型书店的教辅书籍区，众多家长陪孩子前来挑选教辅书籍。人民视觉 资料图
基础教育治理中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义务教育均衡化、减轻学业负担、人民对优质教育的期待。过去在一个县的教育生态中，有一两所实力相当的中小学，彼此展开良性竞争，良好的生源、负责任的教师，好的考试、尊师重道的社会风尚；现在义务教育均衡化，学校按片区招生，好生源不再集中，学校执行减负政策，不再上晚自习；同时淡化考试，教师的教学投入难以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空疏化。 另外一方面，高一级学校却在“掐尖”，我曾在西北一个地级市做调研，中考600分以上的学生全部被省城的优质高中“掐尖”，而地区一级中学的生源则在550分到580分之间。 在我们考察的县里，你会发现只要是还有“精气神”的家庭，都搬到县里了，为了把孩子送进县城的小学；除此之外，稍微富裕一点的家庭，因为对县中质量不放心，直接把孩子送到了省城中学去读书。这些父母们轮流请假“值班”，每一个人花一个月去照顾孩子，一到周末，飞往省城的机票非常紧张，因为家长们都要去看孩子。 因此到了乡一级的学校，师生比可能达到了1:1，30多个学生有30多个老师，甚至在有的教学点，学生都没有了，教师还在，均衡化就是这样在“托底”。 一方面是政策主导的义务教育均衡化，另一方面是高一级私立教育机构的“掐尖”，这背后则是基础教育的减负和高等教育的“拔尖”机制。 民众对于教育平等的诉求被解读成了“均衡”，而在均衡化以后，起“托底”作用的公立教育完全被捆绑住了；与此同时，校外机构和私立教育开始做大。高中的公立教育里每个学生学费不过八百块钱，但是现在培训机构一节课就要收五百到一千。那么，现在的“教育筛选和区分”到底在哪去完成？如果学校里面老师讲得不够透彻，那孩子只能是到外面去接受补习的教育。 我一直强调，教育有它独特的功能，教育能够培植人性、安顿人心、奠定社会基本的秩序。教育也是专业领域，如果它不再有专业的门槛、专业的权威，而成为一个各种力量均可博弈的场域，听任各种舆论、意见、冲突的民意，只会把教育内部的逻辑搞乱。 教育需要在多重诉求、多重张力之间维持一个“谨慎的平衡”。追求教育平等，不是要出一份人人都能考到一百分的简单试卷，也不是把不同资质的孩子都卷入到全面竞争当中。 而如果要以教育的平等去实现其他方面的平等，更无异于螳臂当车。就像 “龟兔赛跑”，乌龟跑输了，并不会去追问比赛规则的问题，而只会去责问自己的天赋低劣、努力不够，或者运气不佳，进而建立起对成功者的崇拜，对规则的遵从。人各安其位，相对的强者能够来庇护弱者，而不是一部分人在高位上赢得一切竞争，另外一部分人则在陪跑中不断体验挫败。解决“内卷化”，需要一场学习的革命
作者｜杨东平
看点：“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知识、教育和学习，重新理解学校、家庭、社区，从而在面向未来学习化社会中构建新的关系，去创造和演绎新的未来。” 在11月21日的博鳌亚洲论坛2020年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做了题为《未来教育 未来社区》的主题演讲。
杨东平说，在人类发展史上，教育和社区是紧密相连的。住宅本身具有超越实际居住的文化功能，在发展历程当中，有居民的地方就有学校。“学校和建筑都应该是以人为主体，但现实中往往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森林，缺乏人性。只有居民没有市民，只有住宅没有社区”。在杨东平看来，未来一定是社区、学校、家庭、儿童和谐共建的教育，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化社会。学习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这才是未来学习的特点。“内卷化”是近期网络上特别流行的词。谈到这一问题，杨东平认为，解决“内卷化”需要一场学习的革命。1897年，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提出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就是想要打破学校跟社会的隔阂，教育跟生活的隔阂，真正走向为生活而教育，而不是为升学做准备的教育。（《20世纪新教育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杜威》）以下为杨东平在本次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搜狐教育根据速记整理，有删减。2000年的时候，房地产巨头发起新住宅运动，那时已经意识到大拆大建的疯狂跑马圈地式的地产开发给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需要创造一个网络时代的建筑理念，建设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家园，注重环保、崇尚自然的家园。当时就提出，我们要建造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家园而不是麦当劳化的世界公园，我们要建造的不仅仅是一片片楼盘而是具有活力的社区，应该将市民文化公共空间的构建作为主动追求。当时还提出几个概念：第一，面向未来的住宅，应该以人为本，要人性化和个性化；第二，体现技术进步，应该舒适、方便、智能；第三，融合绿色文明，应当崇尚自然、艺术。那么现在来看，我认为还需要增加一个：适应学习化社会的到来，社区应该是学习型的。学习型的社区并不等于学区房。当前，在高档楼盘周围建设重点学校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模式，成为一门生意经。我刚从昆明过来，了解到这个城市又建了五所衡水中学的分校。每所学校都要十几亿的投资。我们看到当前的两种现象：一方面，学校成为社区中的孤岛，戒备森严、闲人免入，跟社会完全隔绝；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覆盖了家庭、社会，儿童的境遇越来越可怜。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大鱼跟小鱼对话：大鱼说，早上好，今天水不错！小鱼问，什么是水？非洲有一个著名的谚语：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培养一个书呆子，只要一个房间、一所学校就够了。今天，童年消失的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工业化造成了人类生活退化，还有环境污染造成了人类生存空间的退化。在中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庭不友好。每个问题儿童的背后都是家长出现了问题。在豆瓣上有个小组，12万人因为亲子关系的恶化痛不欲生。很多人多次自杀未遂，也有自杀已死的，他们等待家长的一声道歉。教育不友好更是一个普遍的现实。中国上海学生在PISA测试中得了第一，同时还得到“学习时间长”的世界第一。上海学生的学习时间是韩国学生学习时间的两倍、是日本学生学习时长的三倍。中国学生的学习成就是以透支他的生命健康为代价的。疫情期间，青少年的自杀绝大部分是因为亲自关系恶化。在封闭的环境当中，亲子矛盾被格外的激化，所以出现更多不幸。教育里出现一个新词“内卷化”，英文叫做involution，解释为“系统性的退化”。有一篇文章说，幼儿园开始了“内卷”，中班的学生开始有家庭作业，大班的学生全部到培训班去了。我认为，解决系统性退化的问题，需要一场学习的革命。1897年，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提出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就是想要打破学校跟社会的隔阂，教育跟生活的隔阂，真正走向为生活而教育，而不是为升学做准备的教育。多年来，我们让学校成为教育工厂，把知识分门别类，由浅入深灌输给学生，我们把这称之为教育，把这个过程认为是学习的全部。学校提供给一个人的套装知识只是人类知识体系当中的很小一部分，而重要的社会生活经验知识却被遗忘。人类的良知和智慧，人类的道德心，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化的学习，来自于生活，而不是来自学科知识。相反的，在工业革命以后，在牛顿力学的思维模式之下，知识体系越来越专门化，有人说这就像切红肠一样，一小段一小段的，每个人研究其中一段，所以培养了很多无用的专家。陶行知说，解放儿童教育的革命，就是要让儿童到大自然当中、社会当中。“社区营造”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台湾，后来有很大的传播和很多实践。据我所知，中国成都在有组织的推进社群营造。在2016年，成都市民政局开展城乡社区营造行动，明确提出要以市民的需求为导向，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人才为骨干，构建新型的社区关系。“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概念是在1996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二届人类居住会议上面提出的，要在城市生活的各个公共事务当中，给儿童政治优先权，把儿童纳入决策体系，支撑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满足学生的各类活动的需求。在社区营造过程当中，儿童是天然的纽带和强有力的推动力。儿童不仅是一个被保护的对象，而且是一个建设的主体。无论是文明社区的营造、推广绿色生活，还是帮助家长终身学习等，儿童都有很强的推动性。所以，可以说“大手拉小手”，但也是“小手拉大手”。经合组织OECD最新的报告中谈到教育的四种图景，第一就是学校教育的扩展。学校的功能不限于对学龄儿童校内、课内的教育；第二，教育可以外包，可以由社会力量参与；第三，学校作为学习中心；第四，无边界学习。这指向了学习化社会的现实当中，要走向一种社会化学习。这种实践在中国出现了。钱锋老师在重庆打造了“万物启蒙有光教育空间”。他的社区里面建造了一所儿童的学习中心，也是一个居民的学习中心，引入了各种各样的功能，从而使这个社区具有了学习化的品质。一土学校倡导的理念非常响亮也非常精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以教师为中心的学校，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我们非常了不起的李旸同学，在中缅边境山寨为挣扎在贫困跟毒品之间的破碎家庭、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了一个庇护所“榕树根”，这里收养了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致力于社会化学习，最终让他们走上了正轨。川中社区大学位于河南辉县，致力于以农民终身学习启动的乡村文化建设，这所学习成为了当地社区的文化中心、文明中心，激活了整个乡村。“北辰青年”致力于帮助18-30岁的迷茫青年，用社会化学习的方式帮助他们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教育，都是被常规教育忽视的，但学历教育之外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混合式学习，学校、家庭、社区互动的，美术馆、博物馆、音乐会、自组织、社群化的学习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这就是未来学习的特点。一个教育创新研究者将社会化学习概括为三句话：学习在窗外、他人既老师，世界是教材。在家庭社区关系当中还有一类新的教育模式就是“在家上学”。“在家上学”这种模式在中国大陆还没有被合法化。在美国、欧洲、中国台湾都已经合法化了。实际上，这是学生自学和个性化学习的一种体现。有一位独立教育学者钱志龙，他正在打造一项教育创新活动，叫做“非学校”。“非学校”组织有志于变革教育的家长志愿者，一同构建基于线上、线下资源社群的家庭共学平台和家长互助联盟，帮助家长走出教育的困境。通过非学校的学习，变革学习方式。
最近，有一部教育纪录片《把一座城市变成一所学校》，完整记录了24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教育领域的教育从业者以学习者的身份，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用小组共学的方式，进行自主的探究式学习的过程。在不熟悉的环境里，24位参与者跳出自己的舒适区，以学习者的身份去自主学习，和他人共学。在这场不一样的学习之旅中，围绕“如何把一座城市变成一所学校？如何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学习组织？为何好的教育者，自己首先要是好的学习者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探索和思考。